粮食安全到底有没有问题

　　基本事实

　　目前中国14亿人口，18亿亩耕地，人均1亩3分地。这是我们的基本国情，除非发生大规模的战乱，才可能打破初始条件的设定。

　　基于国情，我国农作物总种植面积为25亿亩，这意味着每年18亿亩耕地中有7亿亩会复种一次。而根据2015年农产品进口数据全口径匡算，我国进口土地面积约为10亿亩。由此可知，目前我国14亿人实际消费农产品所利用的土地为35亿亩，大致是18亿亩耕地面积的一倍。国内需求与国内资源之间的矛盾天然不可调和。

　　那么，又该如何“确保”粮食安全呢？在上述国情下谈粮食安全，显然不能求全责备。

　　另一个基本事实

　　长期以来，中国是农产品净出口国，直到2001年底加入WTO，才逐步变为农产品净进口国。2012年前后，中国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农产品净进口国。

　　回到拐点的2001年。那年中国人口13亿，耕地面积8亿亩，总种植面积23亿亩——国内人口和农业生产资源和现在差不多，不过却是农产品的净出口国。如此说来，国人岂非要饿肚子？并没有。2001年的中国不存在普遍饥荒。可见作为一个变量，对农产品的消费需求并不总是等同于“吃饱肚子”。

　　15年来，从农产品净出口国到最大净进口国，我国食品消费最大的变化就在于——人均消费数量不断提高，消费结构日趋多元。两个月前，我出差到甘肃省武威市，与当地朋友吃饭，也点了几道海鲜，很能说明问题。

　　粮食安全的危机观点

　　国内告别饥饿很久了；与此同时，国人消费需求不断提高，与有限的国内资源形成张力——这是我们谈论粮食安全的宏观背景。

　　所以，相关讨论更多体现的是一种危机意识，特别是在国际局势变幻难测的当下，居安思危有备无患。好比我上周重走长征路，不承想塌方堵车10小时，若非当地农民煮了玉米和鸡蛋来卖（价格不菲），一群人肯定要挨饿了。一个现代国家，如果出现这种情况，后果显然要严重得多。

　　一直以来，我国都执行避免饥荒的粮食安全政策，比如粮食的国家储备制度。粮食价格虽然一直涨，但几十年来没人饿过肚子，以至于社会思潮出现了分化，甚至有人认为粮食安全是伪命题。的确，按照市场经济理论，一切商品短缺都是伪命题；但从实践来看，在特定情境下饥荒的概率是存在的，而且一旦发生，后果一定不仅仅是市场经济的问题。

　　粮食安全到底有没有问题

　　可以做两个大胆假设，甚至更大胆一些，做三个假设：

　　假设一：和平时期，美洲大陆发生重大灾害导致无法对中国出口农产品。此时，市场空白会在一定程度上被周边国家（如俄罗斯、缅甸等）所填补，农产品价格会有一定幅度的上涨，肉类消费水平也会有所下降，但国民整体健康水平几乎不会受到影响，社会经济生活也基本照常进行。待灾害过去，全球农业生产恢复，一切都回到正常水平。

　　假设二：小规模的周边战争，敌对国家采取一定的贸易禁运，或海上运输线被切断，假设战争没有波及本土且仅持续2-3年时间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中国的食品消费水平将回到2001年，食品分配仍旧以市场经济的方式进行。最直接的后果可能是——食品价格暴涨，城市低收入群体生计困难，大量农民工返乡种地，规模化、集约化的商品农业解体，以生计农业为主的小农经济模式成为主导。即便如此，在动用必要储备的基础上，也不会出现大规模饥荒和普遍性的营养不良，但诸如健身房、减肥食品、运动APP、各种马拉松活动将会消失。随着局部战争的结束，生产生活将逐步恢复正常。

　　假设三：大规模的全面战争。市场经济措施失灵，粮食安全成为公共产品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农产品从生产到分配，都需要政府调控：一方面扩大从周边友邻的粮食进口，并调整国内购销政策保障国家储备；另一方面采取战时分配体制，对相应食物进行定量配给。亦即重拾计划经济。2001年我国粮食产量4.5亿吨，到2015年升至6.2亿吨，假设战时产量减至4亿吨，按照粮食库存超过3亿吨计算，那么现有库存可以维持2001年的消费6年，或者说应对不超过6年的战争需求。

　　整体来看，当前粮食安全面临的系统性风险较低。但粮食安全绝非伪命题，从公共政策的角度看，只要有概率存在，就应当做好相应准备。

　　市场经济的作用

　　目前，我国是全球最大的农产品净进口国，国人的食物营养水平处于黄色人种的最高水平。无可否认，这得益于市场经济带来的效率提升——一方面劳动生产率的快速提高带来了收入的快速增长，另一方面参与全球农业生产分工使得农产品价格相对下降，最终令进口10亿亩耕地资源成为可能。

　　在和平时期，市场经济在优化资源配置中起到基础性作用。过分的政府干预往往会适得其反。在我国，一些教条政策已经造成农业生产的结构性矛盾。比如说玉米种植，根据最近的市场反馈，玉米价格可能跌到每斤7毛以下，较2014年每斤1.11元临储价格下跌了三分之一。就此而言，我国粮食安全战略仍有进一步优化的空间。

　　粮食“超储”真的好吗